贺康成看着面前的楼梯。

台阶是由铁板构成的，上面凸起许多用来防滑的花纹。不少铁板都锈迹斑斑，严重的地方甚至被蚀穿形成一个小洞，透过小洞可以看到潮湿肮脏的地面。

他踏上第一级台阶。

终于要上去了吗？他的一条腿踩在台阶上，不敢往上走。上去后会面对什么？他不知道。无论是哪种结果，对他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

几个小时前，辗转一夜最终在天蒙蒙亮时才入睡的贺康成接到一个他意想不到的电话。

一直以来对他颇有意见的梁警官主动找上他，告诉他覃蔚宏在接受过精神科医生的治疗后情绪已稳定，提供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

“那块没有表带的手表，是覃蔚宏母亲给他的，他的母亲，名字叫阿青。”梁大宇这样说。

贺康成一拍大腿“腾”地一声站起来，“是她，一定是她，这就是她的手表！”他在长椅前焦急地来回走动，嘴里念念有词。

梁大宇坐在隔了一个的座位上，看着团团转的贺康成，露出一种介于悲悯和嫌弃之间的神情。

“肯定是的，不会错，世界上没有这么巧的事。”

在贺康成转了七八个来回后，梁大宇忍不住站起来拍拍他的肩，“你冷静点，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覃蔚宏的母亲和祝文星有什么关系。”

“就是她啊！不然呢？不然怎么解释手表！阿青，阿青，一定是‘星’字被听错了，”贺康成的眼眶不知在走到哪一圈时泛了红，他的担忧溢于言表，抓住梁大宇的手腕，“警官，就是拐卖对不对？那个招待所的老板说得对，如果有年轻女性失踪，很大概率就是被拐卖，你不是说覃蔚宏老家在那个什么村吗，那是很偏远的地方对不对？”

“你先冷静一下，年龄对不上，覃蔚宏已经二十四岁了，他出生那年祝文星刚上大一。”

贺康成两只手掌不停互相揉搓，似乎根本听不见梁大宇的话。

光凭一个没有特殊印记的表盘，确实不能证明什么，可是贺康成相信自己的直觉。他曾亲手摸过祝文星的手表，捧在掌心虔诚地揭开后盖，虔诚地清洁，像忠心的教徒对待圣物那般小心谨慎。

他记得那只手表带给他的“感觉”。

如今握着这块陈旧破裂的表盘，他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即使缺失了带有星星记号的表带，他依然能辨认出这块表盘曾紧贴于怎样柔嫩细腻的肌肤。

“假的，一定是假的，一定有哪里搞错了，”贺康成喃喃自语，不知是在对梁大宇说还是在说服自己，“他的年龄肯定错了，那样一张脸，怎么可能有二十四岁，他看着比祝柳还小，警官，你不觉得他像个初中生吗？”

梁大宇没有说话。

虽然贺康成的说法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但覃蔚宏的外表的确和高中生没有差别，他如果穿上校服，任谁都不会觉得他是成年人。

根据覃蔚宏的户籍信息，他的家人中只有一个已经去世的父亲，而关于母亲的信息则是空缺。

对此梁大宇并不感到意外，在调查覃蔚宏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一些关于泰河村的事情。泰河村距离寿云市市区有一百七十多公里，那里有一大片连绵的山脉，泰河村就在其中一座山的半山腰上。从市区前往泰河村要先乘两小时大巴到县城，再乘摇摇晃晃的公交车到镇上，接着是只能行驶摩托车的土路，等进了山区，摩托车也走不了，需要徒步进村，如果有牛车也可以搭一程。

脱贫攻坚战结束后，泰河村外多了一条水泥路，但也仅仅是修建到山脚，要上山进村还是得依靠脚力。山上地形复杂，遍布天然的密林，置身其中就会觉得四面八方全是一样的景象，怎么也走不出去。即使是世代居住的村民，也不敢说完全了解这片森林，更不用说村外人。这样的地方，必然会出现拐卖人口成风的情况，梁大宇心里有数，覃蔚宏的母亲多半也是拐卖来的，所以才没有登记户籍信息。

在那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覃蔚宏的年龄就算作假也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