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周制”，而近代西方离“封建”只200年左右，中国废“周制”却已2000多年了，说近代西方更多“三代遗意”也合乎逻辑。西方宪政与“封建”时的“大宪章”也确有某种联系，儒者因喜欢“封建”、反感帝制而接受宪政、“叹羡”西方并不奇怪。

但是，个人自由观念引入后就不同了。古儒在权利观念上主张小共同体本位，“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法家则正相反，主张君权至上，大共同体本位，“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两者对立是明显的。董仲舒们在皇权威慑下捏着鼻子做“法儒”，其实不大甘心，看到西方的“洋三代”他们是很“叹羡”的。但是个人自由意味着权利观念上的个人本位，无论法家的大共同体本位还是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与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借《六德篇》的用语说，那就不是“为父绝君”抑或“为君绝父”的问题，似乎是为“我”可以既绝君也绝父了。

反过来讲，持个人自由观念者对古儒也会产生扞格。然而，如果这种个人自由观念是英美近现代那种模式，也未必会把儒家当做主要对手。因为第一，现代个人自由观念既不接受父权至上更不接受君权至上，既不是小共同体本位也不是大共同体本位，所以持这种观念的人们对儒家如果持异议，更不可能对法家有好感。而且在儒表法里的旧制下，真正扼杀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是法家体制（法里）而不是儒家话语（儒表），在逻辑上他们也应该把法家与秦制作为主要障碍。

第二，自汉武帝以后儒家已经从一个思想流派，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文明识别的符号体系，就像欧洲的基督教。无论古罗马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都不见得有个人自由的观念，甚至这两个时期的基督教各支教会都曾经以不宽容、搞异端审判和圣战著称。但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观念必须消除不宽容等，却未必要取缔基督教，事实上消除这些东西后个人自由完全可以在基督教文明中实现，并且和教会共存。同样，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自由主义要消除的是“罢黜百家”之“独尊”，而不是“儒术”，消除这些弊病后个人自由也完全可以在儒家文明中实现，并且和儒学共存。但是，19～20世纪之交引入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影响大增的个人自由观念却不是这种模式，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日本。

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以后尤其是庚子以后一方面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另一方面日本被认为是学习西方成功的典型，国人多以日本为学西的中介。加上文化与地理更近，留学成本更低。不仅民间这么看，官方重臣如张之洞也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于是留日大潮兴起。庚子以前，中国留美幼童留欧学生总共只有200人左右，而庚子以后，留学生就读日本者1905年已达8600余人，归国者也有2000余人。大批中国学子“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东渡扶桑“船船满坐”，远非此前之留学欧美可比，形成了当时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出国留学运动。

当时国人赴日不仅数量大，而且与国内政治文化变革联系紧密。政治侨民众多，中国的维新派在戊戌失败后，革命派在辛亥胜利前，都以日本作为主要流亡地，自然也受到日本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传回国内。至于一直在国内发挥影响的立宪派干将如杨度、汪荣宝等，也是留日回来的。尤其在一战期间欧洲兵燹连年，出国留学者几乎都往日本。而这个时期恰恰是个人自由观念大举进入中国之时。如果说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主要靠华人赴西和西人来华、1920年代中国的激进思潮相当程度上来自留法学生，那么19~20世纪之交的个人自由思潮，包括以这种思潮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更主要是留日学生带来的。从初期倡导个人自由最力的章太炎及“章门弟子”鲁迅、周作人、许寿裳，到后来成为共产党缔造者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