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图景与他们眼中的“洋三代”的对比有关。

如郭嵩焘就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谭嗣同甚至认为，专制的国家强大了反而是祸害，还不如不强大：“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仁学》三十五）极而言之，他甚至说西方军队打败中国也具有防止“君主之祸”的积极意义。

这种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但宁死也不随师友康、梁出国避难而慷慨为变法捐躯的壮士谭复生当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不希望中国强大，他只是把百姓的福祉、民众的权利看得更重，主张“先民主，后强国”。这应该算是“人权高于主权”在本土思想中最早、恐怕也是最极端的表述了，即使放到现在，这种观点都算得上惊世骇俗。有趣的是，谭嗣同这种思想显然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看看前后文就知道他并未称引西哲，这番言论完全是从孔孟的说法中推出的。而这与“救亡压倒启蒙”“挨打证明落后”显然毫不相干。

“个人主义”与“日本式个人主义”：西儒何以对立

但从甲午以后直到一战开打，上述局面逐渐改变，新文化运动就是集这些改变之大成。改变的原因当然很多：西学进来多了，人们一方面发现了更多的可“叹羡”之处，一方面也逐渐明白西方与“三代”还是不同的。加之庚子“拳乱”的刺激，除了朝廷的昏庸人们更痛感国民的愚昧。辛亥后的失望，推翻了“秦制”，国家还是没有立见起色。当然也有“救亡”的影响，今人强调鸦片战争带来危机意识，其实当时国人对这沿海的失利多不太重视，反思多限于用错了人（误用琦善错贬林则徐）而已，连重视船坚炮利也是20年以后的事，远比徐继畬叹羡洋人“推举之法”更晚。但甲午就不同，中华文化的学生“小日本”居然把自认为已经学会船坚炮利的老师打得如此惨败，还首次割走了一个省，不但使人真正产生亡国之忧，也带来“文化”上的巨大冲击。然而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很少被提及的，那就是个人自由观念的引入，尤其是转经日本引入的这种观念，与欧美的“原版”个人自由思想又有微妙的、但却是重要的不同。

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中国的先进者多是从儒家立场，尤其是崇周仇秦的古儒即反法之儒立场欢迎西学的。当时并没有什么“西儒对立”，反倒是流行从法家秦制的压迫下“引西救儒”的想法，而且引的还不是“西用”（船坚炮利之类）、“西末”（办公司做生意之学），许多人直接就是称道“西体”“西本”（“推举之法”“乡绅房”“民贵君轻”“论政于议院”等“天下为公”的“国政”或“洋三代”之制）。

这当然不是说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民主派”，事实上，专制者基于既得利益反民主，清朝帝王与路易十六、查理一世皆然，清朝权贵与西方权贵也大都皆然，这并不是“文化”问题。只读诗书不出国门、完全不懂“夷情”的冬烘先生以至文盲草民“盲目排外”，其实是信息缺乏的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至于反侵略与“师夷之长”本不矛盾，更不是“文化”问题。而如前所述，当时但凡知晓夷情的儒者大都“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区别只在于少数人公然在朝堂上说，多数人只在私下说，甚至有人朝上是揭批“叹羡”者的“极端守旧派”，私下却“叹羡”得更厉害；有人为做官从来不说真话，临终的“遗折”才表明心迹而已。这才是当时真正的“文化”现象，也是辛亥之变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西学（指自由主义）和儒学（反法之儒）在反对“秦制”这点上是共同的。古儒本来不满现实，认为三代乃至更早的“禅让制”比“家天下”高尚，把民主共和理解为“天下为公”并不困难。哪怕西学中的宪政民主其实不同于古儒的“三代封建”，至少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也的确比“秦制”更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