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厂里还能发工资，饼干卖不卖得出去就和她们无关。

因为此前在统购统销体制下，饼干厂的生产任务是由街道下达的，原材料也是通过体制内途径而获得，他们无须考虑后续的销售，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任务即可。

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套还行得通，毕竟体制内天然具有开厂特权，能够近乎无成本地与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采购商建立排他性链接。

即使有厂子可以将饼干做得更好吃，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无法取得原材料，且无法将成品售卖出去的情况下，这些体制外的厂子也只能抱憾关门。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向全国，原本严丝合缝的体制被冲开了一道口子，将外界的空气送了进来，同时，也将“市场竞争”这个新鲜事物带到了所有人面前。

不出意料，习惯了张口等人喂饭的饼干厂缺乏竞争力，没过几年就倒闭关门了。

而女工们在失去稳定的工作后，在抱怨之余，也不禁开始思考和讨论饼干厂倒闭的原因。

如今，她们再次回到熟悉的厂房，所面对的却是陌生的厂名，和更加陌生的管理模式，饶是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依旧会忍不住一惊一乍。

“我已经洗手了，为什么还要再洗一遍？”

“你刚刚洗的姿势不对，手臂和手腕没有清洗到，必须重新消毒。”

“那我已经按照要求洗了胳膊，为什么还是不行？”

“你洗完手后又系了鞋带，碰到了不干净的区域，当然要重新洗一遍。”

“你们这要求太严了，怎么连戴帽子都要管？”

“头发必须全部扎进帽子里，不然要是在罐头里掉一根头发丝，客人吃到了得多膈应。”

“以前我们饼干厂也没这么多事儿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饼干厂关了门，还把厂房租给罐头厂的原因。”

杨冬梅的管理非常严格，她之前在饭店和食堂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爱干净，徐和平被管得叫苦不迭，看到她就像老鼠看到猫，撒丫子就溜墙根跑了。

如今杨冬梅把她对卫生的严格要求用在了罐头厂的日常管理，在饼干厂工作时自由散漫惯了的女工们自然叫苦不迭。

“杨主任，你也是给罐头厂打工的，没必要管得这么严，差不多就行了。”

杨冬梅断然拒绝：“既然贺厂长让我管这一摊子事儿，那我就要彻底管好，不能辜负贺厂长的信任。你们也是一样，既然选择来罐头厂工作，就必须按规章制度来，谁都不能例外。”

罐头厂的严格管理不仅体现在卫生操作的要求上，还有对于罐头制作的每一道工序的管理上，这种严格甚至可以称之为苛刻。

比如食物要切成什么形状，加多少克的调料，在火上炖煮多久，装罐时水平线高低，以及罐头的高温消毒时长等等，事无巨细到了繁杂的地步。

有的女工受不了这样严苛的管理，试图悄悄偷个懒，盐随便撒一把就好，炉子烧的火大火小都无所谓，食物煮熟了能吃就行，没必要要求那么多。

但杨冬梅看得很紧，很快就发现了这些小动作。

她非常严肃地指出对方的错误，并要求立刻改正。

偷懒的女工不服气地说：“不就是煮熟了菜再装罐子里么，哪儿来那么多的要求。我看按我的法子来，这菜不也挺好吃的吗？再说了，咱们自己在家做饭也没这么多的事儿，差不多就行了，给大家伙儿都省点事儿。”

罐头厂内面积不大，开阔的空间里说话声传得很广，众人停下手上的活儿，竖起了耳朵，等着看杨冬梅是什么反应。

虽然有工作是好，可要是能少干点活儿就更好了。

“罐头厂没有‘差不多’这三个字，如果你是抱着‘差不多’的想法来的话，我认为你并不适合留在我们厂里上班。”

杨冬梅的话让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没想到她会这么不留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