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论语里头，有种亲切自然；读着读着，如闻謦欬；让我们，彷佛看到了孔子，也见到了自己。

不过，我还是有些好奇，当董老师自觉立于孔子面前，那孔老夫子对她言说的，会是称许多呢？还是责备多呢？这问题，我当然不好意思问她。但若换成是问我，答案倒很明确，那自然是，责备多啰！孔子每回责备学生，我微微觑着，心头都难免一惊，却又开心，但仍不免嘟囔，“唉呀！怎么又被说中了呢？！”

尤其是这则，“无为小人儒！”

二十年多前，我自己曾是个儒者，旗帜鲜明，成日天下国家，满嘴理想道德；那时，若说“小人儒”，我肯定是恕难同意的。（其实是“怒”难承认呀！）对此质疑，只会极认真严肃，忿忿不平地问道，我不是君子，是啥？

而后，我与儒家，一年一年，渐行渐远。走远了，倒明白了。离儒家远了，却与孔子近了，也亲了。而今，再回头一看，当年模样，千真万确，不折不扣，更毋庸否认，就是个“小人儒”。

孔子说“小人”，指涉极广，范围极大。“小人”，可以是卑鄙龌龊，也可以是机心炽烈，更多则是蝇营狗茍。但孔子这里说的，显然都不是这种奸恶不堪者流；（这种人也称不上儒者呀！）他要告诫子夏的，其实是，莫成了气度窄小、器量褊隘的那种儒者呀！

儒者几乎都是正人，规矩有度，端端正正；但正人，未必就是君子。至少，“君子坦荡荡”这关，后世的许多儒者，就通不过的。譬如子夏，他循规蹈矩，但执于规矩；他过度拘泥，心量不大，气度也不恢弘。人一窄隘，平日无事，犹可谦恭温良，貌似君子；然一旦遭逢变局，便常踉跄不堪。子夏晚年丧子，哭之失明；丧子之痛，虽说可悯，但伤痛至此，则分明溺情太过。如此深陷其中，溺而不起，与“坦荡荡”三字的通达开豁，真是迢迢其遥；这样溺情深执之人，离“君子”这一词，也确实远了。

年轻时，我自认一身“正气”，对于周遭事物，动辄愤懑不平。而今看来，当时的“正气”，虽非全假，但实则掺杂过多的“戾气”，却不自知。于是，我这么一个乖戾之人，常常竟日烦忧，每每悲愤难解，心里，从没个安然。后来，幸而我远离了儒家，找回了根本，隔了好久，重新再翻到“小人长戚戚”，我才终于开心地承认，“是呀！我就是这样啊！”从此，我读着论语，看到了孔子，也见到了自己。

第四则 不亦悦乎？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

《论语》开篇，先说个“学”字，起头就“不亦悦乎”，再来又“不亦乐乎”。这么既“悦”又“乐”，真是响亮！乍然一听，就令人不禁神旺！此二字，确立了我华夏民族的光明喜气，也成了中国文明最不共的特色。你想想，世界上有哪个文明的根本典籍，一开头就以“悦”“乐”这样的姿态亮相的？

单单因这仅有的亮相，就该结结实实为他喝个满堂采！

于是，我说，“悦”“乐”这二字，是论语全书的关键词，更是孔学的“正法眼藏”。古往今来，说孔道孔的是或不是，尊孔学孔的到与不到，都该以此作为评判的标准。合此二字，则离孔子近；违此二字，则距孔子远。若远观近看、人前人后，此人皆能自在安然，轻易便透出悦乐之情，那么，可以与言孔子矣！此人若谈论学问、综观天下，虽深知忧患，却又不露苦相者，那么，庶几与孔子近矣！

依此，理学家大概是要落第的。因为，他们有苦相。他们虽言必称孔子，又整天将圣人挂在嘴边，但他们的脸，总是被过多伟大之事譬如正心诚意又譬如治国平天下给压得肌肉紧绷，平时就过度严肃，还动辄便要骂人。还记得那一年，春日正好，宋哲宗游于内苑，只是随手折了一条新发的柳枝，便恼怒了师傅程伊川。这程夫子老实不客气，发了番大议论，严严实实就把小皇帝给训斥了一顿。程夫子，理学“大师”，后世景仰之大儒，但是，说真格的，纵使他再怎么凡事有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