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样的报道仍有很多。“虽然，这期间有很多人想做我的学生，但是我拒绝了所有外国友人，包括当地的华人，我觉得这是中华的文化，理应由中国人自己传承。”对此，时至今日，朱培杏仍坚持自己的“固执”。

朱培杏说“在国外有很多华人想学这些，但自己并没有在外面教学生，第一国外的孩子中国文化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很难真正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内涵，第二从学习画画到拿电烙铁在木块上烙画有个很艰苦的过程，在柬埔寨夏天温度很高，短时间内又很难看到效果。

对每一件事情都尽可能追求完美，朱培杏现在手上还有30多个烙画的时候小刀划伤的刀痕。烙画比画画难就难在，电烙铁靠近木头之前要先想好，不能再改变，线条、位置都要很准确。但一般人往往坐不住的，很多人想学，一接触起来发现没那么容易就放弃了。

看起来在一块小小的木片上面作画，前期的准备工作则是相当复杂。朱培杏说如果用胶合板来作画，处理不好，胶合板一层一层会松开，影响画的整体质感。后来自己想到用实木，但要找工人把木块切片，打磨，上漆，要经过一系列的流程之后，才能在上面进行作画。况且实木本身对作画时间也有要求，如果放置时间太长没有处理，颜色就会变灰，看起来就会显旧，没那么漂亮了。

朱培杏的祖籍在湖北黄冈，虽出生在农村，但他的家族是书香门第，自小耳濡目染。朱培杏曾祖母的哥哥是明代的状元，父辈三兄弟中，三叔是那时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朱培杏对画画、颜色之类的都特别敏感，朱培杏说，自己7、8岁就开始练习一些素描，11岁的时候，画过3副的画像，当时自己一边读书一边画画，亲戚中间有老人要画个像，留个念什么的，都会找到自己帮忙。

第一次离开家门是在92年的时候，朱培杏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能写会画，45天的新兵连生活之后，就被挑到师部去当放映员，当时部队有什么好人好事，他们就自己构个图，构些形象，再写些东西，等到去连队放电影的时候，就把这些好人好事用幻灯片放映出来，上了上级机关的幻灯片很开心很鼓舞的。

当时条件很艰苦，每天都有大量的宣传任务，现用煤油灯把玻璃烧黑，然后再用玻璃刀刻上需要用幻灯片放映的内容。当时在机关团委主要分管宣传，每年五一劳动节有军民联欢，就有幸和上海一些着名的书法大家交流，经常接近他们，向讨教他们。

后来组织送自己到复旦大学学习，除了学习绘画，还要写一些新闻报道。在复旦大学的学习经历对自己的人生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但自己在部队的实践对自己的影响更大，因为到了机关马上就可以接触写字，画画，而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主要是临摹一个模特或者标本，实践的要比部队里面少。

朱培杏说自己一开始并没有想到烙画，但自己从小是个无线电迷，当时收音机是买不起的，自己就从师里的无线电连搞些用过的晶体管，自己就看书，看线路图，然后回来安装，6个管以下的自己都可以装响，当时条件比较有限，科技也比较落后，完全就是凭耳朵，凭感觉调，那时年轻精力也好，一弄弄到深夜两三点，有年中秋节的时候报纸上印刷了一个嫦娥奔月的画像，自己先用铅笔在木板上描好，然后用电烙铁把线条烧好，完了之后感觉很兴奋，效果特别好。

自己对无线电的痴迷，对烙画是一个启发，也为烙画的基本功打下了基础，因为焊接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时候要特别准确，才开始烙一些小动物，以后慢慢可以做人物画像，很多人都不相信是手工，其实中间自己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朱培杏说，16年的从军生涯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孩子如果有机会，一定都要去部队补这人生非常重要的一课。才开始可能会觉得部队的一些生活都是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等人生走到一定时候，会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在部队，战友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平时吃住、训练都在一起，也有矛盾有争吵，之后又和好，分分合合，现在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