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王宇清先生也持有这种观点“旗袍，这后来流行大半个世纪的女装，却原来竟是新潮女子们争女权争平等的副产品呢”。

辛亥革命前夕的许多积极参与革命团体的青年女性也喜穿长袍，周亚卫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回忆1907年秋瑾的装束“当时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给长袍，头梳辫子，加上玄青辫穗，放脚，穿黑缎靴。那年她三十二岁。光复会的年轻会员们都称呼她为‘秋先生’”。

所谓女子为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穿男子长袍之风气，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胜利而结束。1920年《民国日报》刊登朱荣泉写给楚伦先生的信，讨论女子着长衫的文章——“女子着长衫的好处”，“长衫”最初是广东一带对男子长袍的称呼，可见当时上海地区女子着长衫者已经不罕见。

经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的女子放足、剪发运动，女性的解放到了20年代中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伴随女权运动的发展，女子服男子长袍的现象在全国也越来越普遍。北京的报纸载文“如今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

不仅北京如此，“在广州通衡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而无论贫富贵贱之家，若系女界之年少者，一若非具备一长衫，即不足以壮观瞻。“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年轻女性着男子长袍已是成为一种风气，但是在当时舆论之中并没有太多的鼓励，反而批评者不少。到了后来，北伐胜利之后，旗袍便己经完全恢复了女性的气质，很少再能见到服男子长袍的女性了。

在浓厚的清朝封建礼教氛围中，想要妇女如现代一般外露曲线是不可能的。清代旗装的裁制一直采用直线，胸、肩、腰、臀完全平直，使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尽管有观点认为旗袍改于满族妇女的旗装，但旗袍并不是旗装。

旗装是满族绵延至今的民族服饰。旗装大多采用平直的线条，衣身宽松，下摆不开衩，胸腰围度与衣裙的尺寸比例较为接近；在袖口领口有大量盘滚装饰。黄色是皇家独尊之色，民众是忌用。旗装色彩鲜艳复杂，用料等花色品种就多样，喜用对比度高的色彩搭配。

在领口、袖头和掖襟上加上了几道鲜艳花边或彩色牙子盘滚设计。旗装是一种平面服饰，盘滚成为旗装除面料外的唯一设计空间，因而以多盘滚为美。清末曾时兴过“十八镶”。清代旗装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腆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喜等都是常用题材。

1840年以后近代，西洋文化浸袭着清朝本土文化，许多沿海大城市，尤其是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因华洋杂居，得西文风气之先，服饰也开始发生潜在的变革。

风行于二十世纪20年代的旗袍，是由中国传统袍服在民国妇女在穿着中吸收西洋服装式样不断改进而定型的。当时无专业服装研究中心，服装式样的变化以千家万户，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不断变化。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中国旗袍风行了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衩的高矮，使旗袍彻底摆脱了老式样，改变了中国妇女长期来束胸裹臂的旧貌，让女性体态和曲线美充分显示出来，正适合当时的风尚，为女立了一功。

青布旗袍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欢迎，一时不胫而走，全国效仿，几乎成为20年代后期中国新女性的典型装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其中如交际花唐瑛等人，最早在上海创办的云裳时装公司便是。

自30年代起，旗袍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民间妇女、学生、工人、达官显贵的太太，无不穿着。旗袍甚至成了交际场合和外交活动的礼服。后来，旗袍还传至国外，为他国女子效仿穿着。

30年代和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