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这种时候, 他都会想起坠楼的马维山, 那红的、白的、黄的绞缠在一起的景象仿佛已经成了他的心魔。在目睹那件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处于一种愧疚的心境下, 总是忍不住去想, 要是自己能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下来，真正地、设身处地地考虑考虑, 马维山是不是就不会走上绝路了？

你倒是做了英雄，可他们呢, 他们荒芜的人生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不过成为了权力展示“正义胜利”的工具罢了。

“能用法律解决的事, 都是小事。”他曾经这么跟徐蔚然说过, “世界上多的是法律解决不了的事。”

除了任倩，另一个女孩也不是当地人，同样是被诱拐来的，比任倩还要早几年。因为来了之后总是想跑，村里的男人便合起伙来将她拴在地窖里, 此后谁都能进来随意地发泄兽/欲。

锁链连接处的墙面上留着十几道深深的抓痕，指甲碎片像贝壳般嵌在水泥里。官兵们用液压钳剪断铁链，将两个姑娘抱出地窖，抬上担架。卢安棠始终守在任倩身边，笑中带泪地絮絮说着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

也许是看事情闹大了，当地公安也终于重视起来，被肖恩和徐蔚然火急火燎地拎上山。应泊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考虑，他深知公安基本都是本地人，容易被人情腐蚀，但武警大多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过来的，没有被收买的理由。

对于这些村民，当然不能一并处罚，只能抓几个情节严重的典型以儆效尤。应泊和路从辜扶着彼此爬出地窖，现在，什么定罪量刑他们都不想再管了，眼前最要紧的事是洗个澡倒头就睡。

然而，就在担架马上被抬上车时，人群里突然炸开尖厉的童音，三个浑身糊满泥巴的孩子从围观的群众中钻出来，最大的看上去不过五岁，最小的还挂着开裆裤。他们脏兮兮的手指抓住担架边缘，用当地语言哭喊着“阿妈”，沾着鼻涕的脸蛋蹭着女孩溃烂的小腿。

“阿妈！阿妈不要走！”

孩子的哭声听得揪心，路从辜本来靠在应泊身上小憩，又掀开沉重的眼皮看了一眼。应泊的目光却没停留在孩子身上，他望向人群中，两个民警中间，一个男人正蹲在磨盘边抽烟，两眼死死盯着担架上的女孩，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

显然，是他唆使孩子们冲上去阻拦的。应泊很清楚，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最高仅处三年有期徒刑，而法定最高刑不足五年的，追诉时效也仅仅只有五年，再加上司法实践中，收买罪的缓刑适用率远超其他暴力犯罪，这个男人很可能不会为收买行为付出任何代价。

有人以 “买鹦鹉判五年，买人判三年”的对比，尖锐批评刑罚体系的失衡，与之相对应的是从体系解释角度提出的不同观点：虽然收买行为本身刑期较低，但后续可能伴随的强/奸、非法拘禁等行为会被数罪并罚，实际量刑可能达到十年以上。

担架上的女孩突然剧烈抽搐，两手疯狂拍打担架，驱赶着三个孩子：“滚！滚开！”

她嘶哑的吼叫混着当地语言的脏话，也许是在多年非人的折磨中唯一的发泄方式。她溃烂的脚掌蹬在担架栏杆上，那五岁的女娃被踹得跌坐在地，却立刻爬回来死死抱住她的胳膊，挣扎间露出后颈暗红的烫伤疤痕——一个把女人当畜生看的“父亲”，怎么可能善待自己的孩子呢？

围观的人们抄着手，有人在抹眼泪，更多的人在用土话低声议论。应泊缓缓起身，走到担架旁边，轻轻拉开几个孩子：

“阿妈要治病，放她走吧。”

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平心而论，他不想称呼这几个孩子为“孽种”，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们大概也不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更不想做这个“孽种”。被残害的母亲逃出了大山，残害他人的父亲受到了惩戒，而这些孩子则会留在这里，听天由命地长大，再成为脓疮的一部分，重复上一辈的命运，就像一个轮回。

好累啊，应泊想，他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好像辗转周折了这么久，做的都是无用功。他回到路从辜身边，扶起昏昏欲睡的人，钻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