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

他把中国法家“当今争于气力”的“霸术”理论与西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他的价值观：“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作于1903 年，当时从谭嗣同大谈所谓“西国仁义”、中经庚子后士人普遍感到太后拳民愚昧贾祸而西学更盛，直到一战后期国人希望威尔逊主义实现而巴黎和会使国人失望之前，是国人无论学西学儒都对现代“公理”期望最殷的时期。杨度却于此时宣称“于今世界无公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确实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但从国际关系蔓延到古今中外社会人文一切领域都“无公理”，国内政治经济都只靠强权，“工商尽是图中匕”，“内政修成武装体”，就未免过分。再发展为总体上蔑视文明崇拜野蛮，“雅典文柔不足称”，只有“强者充兵弱者杀”的斯巴达值得羡慕，就不免令人毛骨悚然了。以这样的价值观而反对“礼教”，到底是“西学”在反对“国粹”、“法治”在反对“德治”、现代法学在反对传统儒学，还是根本就是以“霸道”反对“王道”、法家反对儒家、乃至反对一切道德观念？

当然，杨度受到的外国影响无疑主要还是来自日本，他反对家族、强调个人直接服从国家无疑也是来自“日本式自由主义”。以留日的杨度为主要辩手、冈田朝太郎等日人为主要修律顾问的“法理派”与反对者的论战，常常被人拿来与1888~1892 年间日本的“法典论争”相提并论。“清末礼法之争”被认为是十多年前日本这场论战的中国翻版。论者在列举两场论战的诸多相同点时，也提到两者的一些不同：诸如中国的论争只在官员中以现场辩论和诉诸报端的方式进行，日本的争论则是身为教授的两派法学家以学术论文方式进行；中国的争论似乎是西学和儒学的冲突，而日本的两派则是学宗法国的大陆法系学者与学宗英国的普通法系学者的辩论等。

但在笔者看来最耐人寻味的区别是：日本争论中“个人主义”的一派被认为既与“家族主义”也与“国家主义”相对立，他们的对立派则是同时捍卫“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而中国的杨度，却把家内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当成“国家主义”的工具，只抨击“家族主义”！显然，日本的争论是在明治维新已经完成“反封建”的情况下，由明治“帝国自由”向“大正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产物，那时的“个人主义”属于趋向大正民主的西式自由民权运动，是既反“封建”、也反军国专制的。而杨度的“个人主义”虽然受启发于日本而且时间比日本那场争论更晚，却带有更多的明治色彩，是只反“封建”（儒家或周制的“礼教”）而不反专制，甚至极力推动军国专制的。当然除了日本影响，它还带有更多中国本土的韩非色彩，与其说是“法理派”，毋宁说是反儒的“法家”更确切。

总体上看，现代化过程当然要有个性解放，不合理的家长权领主权需要摆脱，对于明治前日本那样的“封建”体制而言这还是首要的，因而是最重要的一步。可是对于“秦制”的中国而言，2000 年的专制皇权更需要摆脱。从徐继畬、郭嵩焘到谭嗣同就是为此学西求变的。看来，劳乃宣继承的倒是从徐继畬到谭嗣同的西儒汇融以排秦制之路，而杨度则开了借鉴明治的“学西”、以中国传统法家的立场“反礼教”的潮流。

就此潮流而言，杨度和前述的章太炎“以大独反小群而求大群”倒是非常相似的。但是章太炎被视为典型的“革命党”，杨度则不但是立宪派，而且在很多人看来还是立宪派中最“反动”者。“章门弟子”后来大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而杨度作为“帝制祸首”却是新文化运动的众矢之的。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却有许多近似之处。“文革”时章太炎被封为“大法家”，其实杨度本来更有资格受封，只是“帝制祸首”的恶名使他失去了受封资格但是当后来人们忽然得知他“晚年入党”时，惊讶过后会不会觉得“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