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评论中，前期并无明显倾向，一战后期的评论则明显强调协约国是正义的一方，其战争目的是“公理战胜强权”，并且对中国参战后能够得到“公理”之助、享受战胜国待遇、改变晚清以来被列强欺负的状态抱有期待。但巴黎和会后国人大失所望，主流评论又变为此战无正义可言，甚至越来越接受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

但是，进一步的分析又使人觉得这因果关系不那么简单。首先，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小五四”当时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道定位的《新青年》当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等据此分析说：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分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