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清皖也从来没有听过我说“分手”。

周清皖于是终于没拗过我。

我搬了个凳子，坐在我们家里的次卧门口，戴着口罩背贴着门。

周清皖大概和我一样，但我估计，他的口罩能戴两层。

他开始主动和我聊天，声音沙哑得厉害，但是我却感觉，他的声音很温柔。

他开始说一些自己小时候的事，都是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细节，没滋没味到如果换做别人来说，我很有可能睡着，但是那些无聊的事情，从周清皖的周清皖的嘴巴里说出来，我却觉得很有意思。

一个喜欢穿小短裙的音乐老师，被学校罚了100块，当全班同学都在嘲笑她的时候，一个成绩很差的校霸女同学，一拍桌子把那些人骂得狗血淋头：

“她穿什么关你妈的事，傻逼滚。”

然后这女老师就成天给这女学生开小灶，后来女学生走上了艺考路，现在当了艺考培训老师。

这是第一个故事。

我还没来得及评判，周清皖就讲了第二个。

以前他住的院子里，有很多个体的小商贩，其中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大婶。

在他上六年级的时候，大婶七十多。她的声音不太好，每天能卖出去的糖葫芦不多，所以总是有剩余的糖浆和山楂。

周清皖每天做完作业后，都能在自己的窗口得到一碗山楂滚糖浆，没有钳子，装在一个塑料盒里，一粒一粒的。

我知道周清皖其实不爱吃酸的，但想象着周清皖每天都会洗干净手，一颗颗拿着吃。

他说他会把冷却了的糖衣拨下来，咬着牙把山楂球吃掉，最后再享用所有的糖。

我说不愧是你，我猜到了。

周清皖又说，后来也不知大婶是怎么发现的，周清皖窗口的山楂球就变成了山药豆，可是周清皖知道，这玩意她往往能卖光的。

我问他再后来呢？

周清皖说，大婶在病得最厉害的几天，被不知哪里赶来的儿女接走了。

周清皖的话音很轻，但是他说了挺久。

我才不关心什么老大婶，我关心他的嗓子，于是有点强硬地让他住口。

作为我的老婆，周清皖其实总是那种很顺着我的，因为往往，每当我使用祈使句和他讲话时，他就会一声不发地遵从我的要求。

可是那一天，他没有。

他坚持要把自己的过去讲给我听，我说以后再讲吧，不差这一两日。

周清皖的声音停顿一下，天生冷淡的声线，带着微乎其微的哭腔，对我讲：

“温敬。”

“永远不可以跟我说分手。”

周清皖的病还是好了，可是人们原本以为只是风靡一时的流感，却肆虐了许久，甚至给时代打上了一个印记。

没有人知道它何时会结束，就连我，都像等待的戈多一样，无耐地迷茫着，也等待着。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周清皖把我保护得很好，他让我成了有“小家”的人。

（四）

我失明的第四年，周清皖读了博士。

他的博士生导师，据说是一位很优雅的女士，有一次机缘巧合，她见到我，我就听一个明朗响亮的女声，对着我们说“般配”。

我承认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两个字从别人的嘴巴里说出来，因而猛然听到的时候，我都有点恍惚了。

周清皖也不顾他的导师还在场，不由分说地牵住我的手。

我记得他与我不同，他不是那种喜欢在别人面前向我示爱的人。

可是他把我握得好紧，我直到今天都没想明白，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周清皖啊。

周清皖开始帮着导师干活，甚至带学生。而那个讨厌的李秀明，也在他的辅导范围之列。

我原本很不高兴的，踌躇了大半天，都没想好要跟周清皖怎样开口，让他换一个人带。这太不体面了，我说不出这种话。而周清皖似乎总能知道我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