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女孩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贾母就不耐烦了，“忙道：‘怪道叫作《凤求鸾》。不用说，我已猜着了，自然是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了。’女先儿笑道：‘原来老祖宗听过这一回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过！便没听过，猜也猜着了。’”

接着贾母就发表了一段她对于中国戏剧很有趣的评论。过去因为礼教很严，像贾珍回到家里，他的儿媳妇都是要回避的，可就是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西厢记》里也好、《牡丹亭》里也罢，都是佳人爱上才子。贾母觉得戏里把这些女孩儿说得太坏，以当时的贵族对女孩子的训练，根本不敢这个样子。“贾母笑道：‘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了，父母也忘了，羞耻也没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这八个字是很严重的批评。

贾母这种大户人家出身的贵族女性，认为这些书绝对是在乱讲，真正大户人家的女孩子是根本碰不到什么男人的。就像林黛玉长到十几岁，她见过的男人大概不会超过五个。在社会禁忌严重的时代，才子佳人的故事恰恰能给人一种心灵的补偿，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说过：“文学艺术是苦闷的象征。”以前的人那么爱听《牡丹亭》、爱看《西厢记》，就是因为在真实世界不可能，只好在幻想的世界里完成。

贾母对此很不以为然：“那一点儿是佳人？就是满腹的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贾母的评论很有意思，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极端表现手法，艺术作品表现的常常是现实里没有的事儿。但如果做另外一个文学评论，我完全可以说，正因为不是真实的，它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幻想，艺术很多时候表现的就是人们的心理诉求之实。古代的青年男女完全没有婚恋的自由，这些故事的流传，满足了大家心理上的需求。

我想有时候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去分析。比如当年台湾流行的琼瑶小说，其中就有女性对爱情自由的一种渴望，《窗外》发表在台湾礼教非常严的时代，一个女学生爱上他的男老师，那绝对是当时社会的禁忌。等到了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以后，在大家都非常渴望流浪的时候，就会有三毛这样的作家出来。从社会史的角度可以对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则进行探讨，它的结论跟贾母是不一样的。

贾母接着批评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的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自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环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环？你们白想想，那些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有没有感觉贾母是在讲很流行的一个戏《西厢记》，《西厢记》里崔莺莺身边就只有红娘一个丫头，她就觉得这根本不合理。以她自己的出身来讲，这一辈子从来就没有只带一个丫头出过门，什么时候都是一大堆丫头跟在身边，哪里能有跟那些男人写诗、传信的机会。

“众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贾母笑道：‘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了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就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比说，也没有那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也不懂这些话。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姊妹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叫歇了。’”

这其中有贾母的教育观，她觉得自己老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听听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