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去了她家，袭人就骗他说她要嫁人，宝玉吓坏了，因为他根本离不开袭人。现在王夫人终于决定让袭人做他的妾了，宝玉当然很高兴。只要跟袭人在一起，宝玉就会像个小弟弟一样撒娇。他就说：“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敢来叫你去？”袭人听了，便故意逗他，冷笑道：“你倒别这么说。从此以后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只回了太太就走。”宝玉笑着说：“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叫别人听见说我不好，你也没意思。”

袭人笑道：“有什么没意思，难道作了强盗贼，我也跟着罢。”过去女性的道德标准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袭人说我现在算你的人了，可是我如果跟了一个强盗、一个贼，难道也跟到底吗？意思是说你还是要学好，上进才行。袭人继续说：“再不然，还有一个一死呢。人活百岁，横竖要死，这一口气不在，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

“宝玉听见这话，便忙捂他的嘴，说道：‘罢，罢，罢，不用说这些话了。’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说冒撞了。”宝玉的个性里始终存在着两难与矛盾，别人讲繁华，他觉得是假的；别人讲死亡，他又觉得痛苦。话一出口，袭人就后悔了，觉得自己不应该说“死”。所以“连忙笑着用话截开，只拣那宝玉素喜谈者问之。先问他春风秋月，再谈及粉淡脂莹，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又谈到女儿死，袭人忙掩住口”。有时候人很奇怪，明知道那是禁忌，却有意无意地很容易去碰那个禁忌。就像过年时妈妈嘱咐不许说死，可是那一天不知怎么回事，鬼使神差般地一不留心就会讲到死。袭人讲着讲着，又讲到死，就赶快掩住口。宝玉是最不喜欢谈死亡的，可是这一次是一个特例，他忽然跟袭人谈起了死亡。

“宝玉谈至浓快时，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宝玉认为，死亡是人生必须完成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很反对儒家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按儒家传统的标准，武官最好的死法就是为战争而死，文官最好的死法就是拼死进谏皇帝。宝玉提出了非常颠覆传统的看法，他觉得这是男人为自己定出来的一个伦理，只不过把死亡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已。

他说：“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邀名，猛拼一死，将来弃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他认为传统的“文武之死”都不是最好的死法。这样的死，从逻辑上来推论，还是不死的好，因为武官不死就没有战争，文官不死就没有昏君。就像我们那么渴望诞生岳飞、文天祥这样的英雄，可是这样的人出现只能说明这是个糟糕的时代。如果一个社会一直推崇这一类人，就说明这个社会在不断制造这样的环境。有昏君才有“文死谏”，有战争才有“武死战”。

传统儒家一直回避死亡的议题，而老庄哲学对死亡的讨论则比较多。我们的文化里缺乏一种对死亡的认知，我们中国人的葬礼很少有反省、安静的成分，是因为我们很少碰触死亡。这一段作者并没有用多大篇幅，可它是传统文化里少有的关于死亡的讨论。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最伟大的典范一直都是岳飞、文天祥、林觉民、秋瑾这样的人，大家都认定只有这样的死亡才是最高的典范。没有机会这样死，就会觉得自己很窝囊。可是在整个的教育体系中，很少有人去探讨这样的问题：如果在人的成长教育里只有这一种典范，人到底怎么才能去完成或者实现自己？

袭人道：“忠臣良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袭人大概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戏，里面大多是这种忠臣良将。宝玉说：“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窝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聒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命，难道也是不得已！”对于“文死谏，武死战”这两种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