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倏忽清醒过来，重新将注意力放在面前的女人身上，挤出一个笑：“我在。”

她放下病例，揉了揉眉心，叹道：“您这样看起来很配合，有问必答，实际上内心十分抗拒我。”

我垂眼，盯着被白色绑带缠绕的手指。

女人告诉我：“刘先生，我也希望能帮助您走出困境，但您的心理障碍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

“您回去记得好好休息，下次治疗时间我会联系您。”

走出大门，我裹紧外套，迎着微凉的风挤入人流。

这是我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二周，也是我逃离萨仁图的第三周。

兴许是命运眷顾我，在意识溃散的最后一刻，一支排查山林安全隐患的队伍发现了我，并联系附近的医院将我带回治疗。在病床上躺了四天后，我再次拨通家里的电话，没有想象中的崩溃或不安，语气平静到我自己都有些害怕，安慰几句后便办理出院，坐上返程的火车站回家。

一路上，有小孩的嬉笑，三两学生的聊天打趣，打牌声，手机里传出的流行配乐，而我静静地坐在窗边，额头上裹着白纱布，仿佛不再能感知外界的一切。

接受心理治疗并不是因为家里人的劝说，而是我自己拜托朋友找的私人医生。至少在家人面前，我装的很好，唯独深夜无人之际，一个人从重复的噩梦中慌然惊醒，有时是冷汗，有时是眼泪。

至此，才明白，原来我从未真正离开萨仁图。

回到家，烧好热水，抱着杯子窝进沙发，电视的屏幕光一闪一闪地打在脸上。我绞尽脑汁想从这部热度极高的综艺里找出笑点，可事事不尽人意，两个小时过去，除了眨眼，我几乎没有其它的动作。

而后来我意识到，心理问题只是一方面。随着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我似乎可以很好地调节心态，最少噩梦缠身的次数减少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正如现在，我困惑地扫视一圈客厅，发现水杯不见了。

“奇怪……记得是放在桌子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