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学校方面的施压都很管用，毕竟警察的孩子也是要送进学校读书的。几个入学名额可以换得警方快速侦破结案，那又何必把一件明显的有自杀动机有遗言的自杀案搞得天翻地覆？”

李泽文继续耐心科普：“而且，对自杀人员做心理分析和侧写也是不可能的。基层派出所和公安分局工作量太大，接警电话可以从早响到晚，哪有这个时间去请教心理专家？更何况，案件发生在十几年前，大部分警察是没有对死者做心理侧写这种认知的。就算有这个意识，他们也很难找到真正专业的从业人员。实际上直到现在，心理侧写在国内都是玩笑一般的存在。”

“当年我能理解，现在居然还不重视心理侧写吗？”郗羽很吃惊。

季时峻反问：“你在美国看过那种破案的美剧吗？”

“有机会就看一点。”郗羽点头。

实际上她在美国这几年，也就只有“偶尔看看破案美剧”这一个娱乐了。

季时峻说：“在美国，心理侧写从理论进入犯罪学领域花了数十年时间；而国内呢？现有的理论完全是舶来品不说，还很原始，想要嫁接美国的套路又水土不服，专家们得出的结论千差万别，有人甚至连简单的鉴别都不做，直接拿外国人的理论往中国人身上套，时不时还会闹几场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在警方的工作中几乎没有生存余地。”

郗羽凝神听着两名专家上课。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的调查也只能触及表面。比如一起杀妻案，警察根据已知信息判断，丈夫因为迷上女性网友而杀妻，”季时峻说，“但真相却是另外一种，如果丈夫没有在网上遇到异性网友，可能更早的时候就预谋杀妻了。”

“信息，是一切的基础。”李泽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