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高3了，妈妈更为我操心了。她没有责怪过我，认为是她和爸爸的婚姻问题带给我巨大的伤害，而那时她正带毕业班很忙，对我关心很少，造成了我的改变。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最痛苦的应该是妈妈。

我有一个果断犀利的姨妈，升高3那年的暑假，她的一个远嫁日本的朋友回国探亲，她的丈夫是大学的教授，向她了解日本的教育和留学制度后，姨妈强烈建议妈妈把我送到日本留学。一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在国内是考不上大学的，二是让我换个环境，到了国外什么都得靠自己，磨练我变坚强点，对我以后很有帮助。姨妈一直认为妈妈从小对我管得太多，造成我独立性差，而且性格太过敏感。在小我三岁的表弟已经自己决定假期生活内容时，我却还要请示妈妈外出的时间和对象（当然如果是孙家兄妹就不用请示了）。在姨妈的分析下，妈妈给爸爸打了电话，三人商量后最终决定送我去日本了留学。父亲答应负责我的学费，外加每年给一笔生活费，让我在外不用辛苦打工。我知道他想弥补对我的伤害，如今对他来说也只能用钱来弥补这些遗憾了。

由姨妈的朋友出面担保，于是我开始准备资料，填一大堆申请表。然后，去了上海的日本驻华使馆递交资料，面试，再回来边等结果边上学。怕被拒签，我还是接着上学，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对未来生活的有了憧憬，不再钻那死循环牛角尖，我渐渐恢复了以前的状态，积极地学习和生活。因为到了日本第一年上语言学校，明年我还是要参加日本大学的入学考试的，和我们的高考差不多，这一次我是不能再逃避的。

高考不到1个月，差不多大势已定，大伙也不当拼命三郎了，就连老师们也开始让大家注意休息，放松心态，也不发成堆的试卷了。

很快炎热的黑色7月到了（我们那时高考还是每年的七月的七，八，九三天）。带着轻松地心情我走进了考场，尽自己所能的答题。今年的题比去年的难，特别是数学。考数学那天，卷子一拿到手，心里默默为孙杨祈祷了一下，数学是孙杨的得意科目，每次都志在拿满分的。那天上午交卷出考场，我偷偷观察孙杨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吊儿郎当，松了一口气，这说明了这位大爷问题不大。

考高结束后，大家就象放风的野马，撒了欢的玩。天天有聚不完的会，吃不完的饭。每天早出晚归，妈妈说我比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还忙。我和孙杨每天都腻在一起，一如既往的亲密。大概是7月中旬的一天，姨妈告诉我签证下来了，让我准备8月中下旬出发，9月初那就开学了。妈妈帮我定了8月中旬机票，从上海出发到东京。过了不久高考分数下来了，孙杨是全市理科状元，如愿的进了清华，而我的分数只能上本市一个不起眼的大专学校。离别在即，和所有高考后要各奔东西的所有高三毕业生一样，对那个夏天的记忆总是带着淡淡离愁的滋味。在签证下来的晚上，我和孙杨在学校的篮球架下发誓要等对方，永远在一起。年少的我们并不知道遥远距离是爱情最艰难的考验，我们口中的永远也不知道会有多远。

还记得出发去上海那天，我和孙慧一路哭到机场，孙杨在一旁也不说话，年少的三人这是初尝到了离别的哀愁。到了机场我就开始肆无忌惮的抱着孙杨大哭，妈妈和姨妈也见怪不怪的默许了。入关时回头张望，看见孙慧扑在孙杨怀里抽泣，而孙杨已是红了眼眶。 如今回想起机场那一幕，心情还是波澜澎湃的。对于我们三人来说，这份情意亦是人生珍贵的宝藏。

接下来我和孙杨开始远隔千山万水的辛苦恋爱，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电话，QQ成了我们思念的寄托方式。到日本第一年我经常打电话向孙杨哭诉，学习和生活的压力让从小娇身惯养的我差点要崩溃，唯有孙杨的安慰才能使我平静下来面对明天的生活。第二年考上了大学，日语差不多了，这才开始真正进入了留学生活的状态。那时孙杨升了大二，大学生活应付的轻松自如，很惬意。据说他们还经常聚会，喝酒，打牌，说是风花雪夜也不为过。好几次打电话时都听得见轻扬的吉他声和男男女女的爽朗的笑声，看来清华的优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