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雁来既已正位，要将这些律法形成条文，正式颁行，又有谁能阻碍？

既然如此，李夷简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决定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新法的修订之中去。

李吉甫现在已经没有立场了，完全是在迎合上意，他总要看着点，不能让她们太过乱来……

见他接过话头，竟是要主动揽事的意思，李吉甫有些惊讶，但也乐得如此。李夷简是宗室大臣，身份跟其他宰相都不同，有他支持，这修订法律之事自然会更顺利。

不过，一部法律的修订，当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更不是几个人就可以决定的。

动用的人手、持续的时间、带来的影响，都要比修订历法大得多。

想到这里，李吉甫忽然明白雁来为什么要提起她自己的婚事了。

皇帝的婚姻大事，整个大唐上下必定人人关注，就算是不识字、不懂法的普通百姓，也会在茶余饭后，议论几句。从户婚律入手，既是因为这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律条，更是因为在这样的关注之下，新的条令能够轻易推广开来，让所有人都能记住、懂得。

这样的立法思想，与李吉甫的所学所知，是完全相悖的。

《左传·昭公六年》中记载，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晋国的叔向写信谴责他，说“民知有辟，则不忌於上”。

西晋杜预为之作注，称“权移於法，故民不畏上”。

法律规定得太清楚，并且还要广而告之，让所有人都知道、懂得，那么百姓就不敢触犯法律以免获罪，皇帝和官员也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法律并借此施恩。

如此，天下人敬畏的就只会是法律，而不是帝王。

在封建时代，“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才是身为统治者应该持有的思想。

百姓不需要懂得，只需要敬畏。

可是现在、不，不是现在，其实一直以来，雁来和天兵的所作所为那种坦坦荡荡、堂皇正大，那种事无不可对人言的行事风格，其实归结起来，也是源于同样的思想。

勿谓言之不预也。

只不过直到今天，当一切跟律法联系在了一起，李吉甫才恍然明悟。

如果一开始，天兵就将这种理念摆出来，那李吉甫肯定不会赞成。因为他的行事作风更强硬，也就更赞同用严刑峻法让人心生敬畏。

可是现在，天兵用事实证明，他们治下的地方的确更安定，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也不为过。

这让李吉甫想到了另一句话。

《论语》里夫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荀子·富国》 之中也写，“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教化。

这两个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但说实话，在整个封建时代，教化的主要对象并非百姓，而是士人。

读书人多了，就算是教化大兴了。

但现在，雁来要将它推而广之，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教化。

这是可以做到的吗？

可是天兵好像已经做到了……

李吉甫想到此处，忽然发现，天兵的行事明明看起来离经叛道，可是细究之下，竟比他从前的想法，更接近于儒家的“仁爱”之道。

这奇妙的想法让他彻底陷入自己的思绪之中，连周遭的一切都忘记了。

直到雁来出声叫他，李吉甫才回过神来。

“李先生在想什么？”雁来好奇地问。

李吉甫神色复杂地看向她，起身行礼道，“陛下心中有大爱，臣不及也。”雁来：啊？

“怎么突然说到这个。”雁来起身去扶他，“如今是私下燕见，先生不必如此多礼。”

李吉甫却反过来握住她的手臂，再行一礼，“臣这一礼，非是为自己，乃是为天下万民。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臣今日得闻陛下志向，才算了悟。枯朽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