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朝臣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尴尬的也在这里，前脚他们才上了歌功颂德的奏折，现在也不好立刻大声反对。

况且不开战也确实是他们的诉求，只要不考虑具体的过程，也能厚着脸皮说一句皇帝是在众人的呼吁之下改了主意，是他们的胜利。要是点明了皇帝收钱的事，那这政绩岂不是又没了？

出于这样的心理，大部分人都缄口不言，但还是有一批忠直之人继续上书。

其中就有白居易和韩愈。

两人的文章角度虽略有不同，但都写得汪洋恣肆，而且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以及他身边的宦官和宠臣，认为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促成此事，却会造成朝纲废弛、国纪败坏的恶果，最后受损的却是皇帝的圣明，一旦传出皇帝爱钱财的名声，只会为天下笑。

要是说别的，李纯未必会在意，但他们偏偏点出了他不愿道破的私心根本没有什么蒙蔽圣聪，是因为皇帝想要钱，俱文珍和李吉甫才会主动配合。

至于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没有这两封奏折，未必会有这种事，但有了这两封奏折，天下人必然会笑他了。

这让李纯如何不恼怒？

更进一步，要是只有一个人说，李纯虽然恼恨，但回头气消了也就罢了。到底是难得的才子，李纯自己未必重视，但不想把人推到天兵那边去。

偏偏不止一个人。

白居易和韩愈，在皇帝的印象里都是耿直不会说话的，所以他们开口了，那还有多少人没有开口，但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这么一想，李纯顿时寝食难安。

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咽不下这口气，皇帝干脆召来重臣，将这两份奏折给他们看，又违心地说，“朕岂是为万金？是为万民尔。这便将万金归入国库，朕分文不取，庶可使天下人知朕之心。”

皇帝难得大方一次，众臣自然交口称善。

而皇帝既然下了这样的血本，他们自然要负责处理掉让皇帝不高兴的人而且还不能以“议论皇帝收钱的事惹得皇帝不快”为由，要另外找个罪名。

一般来说，这种得罪了皇帝的官员，通常都是远远地打发到外地去，眼不见为净。但这两人却不能这么处理，按照皇帝的交代，不能让他们离开两京，更不能让天兵有机会把人招揽过去。

所以最后纠结了好几天，政事堂终于做出决定，将两人塞进了詹士府。

詹士府是东宫的属官，负责辅佐、教导和护卫太子。不过现在皇帝根本没有立太子，东宫官自然就成了闲散官职，正好用来塞一些不太方便处理的官员，用白居易自己的话说，是“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