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已经不能算是“家”了，为了给闫爸爸治病，家中花光了微薄的积蓄，不得已只能卖了房子，如今闫宽家中所有值钱的家当只有一头病牛。

闫爸爸的弟弟，也就是闫宽的二叔作为闫宽一家唯一的亲戚并没有袖手旁观，腾出了一间仓房给哥嫂居住，盐巴酱油、针头线脑时不时能接济一二，做了好的吃食偶尔也会让让闫宽，但闫宽从没上过二婶子家的饭桌，倒是帮他家挑了七八年水，直到他考上大学。

闫宽不是村里头一份考上大学的，倒是考分最高的。村里人不懂难易程度的区分，简单的认为分最高就是最有本事。

不过闫宽的学费却是一件难事。闫宽参加高考也没指望能步入大学，高考的意义之于他无非就是给自己的学业上画一个句号罢了。

因而出了考场闫宽就在县城一家加工厂找了份工，打算学点经验、攒点本钱，以后好自己开门做生意。

那天做工，闫宽看到老板正在百无聊赖的翻弄报纸。订报纸是县里文化局给各个工厂下的硬性指标，中小企业订二份，大型企业订十份。他们厂的报纸老板每天用一分钟看完所有图片后，就会裁成小块放在露天的公厕中。

那天，老板看图画的时候被闫宽无意看到了头版头题，全国各高校迎来新的一届意气风发的莘莘学子。

他手一抖，一个生产日期印歪了。

刚过中午，看门的大爷抻着脖子叫“闫宽”。他出门一看，厂门外站着他们村村长、他妈和他二叔。

几个人表明来意，让闫宽去大学报到，学费村里出三分之一，他二叔出三分之二。

闫宽愣了，去看他妈。年纪还不到四十就已满面沧桑的闫妈妈激动的一直落泪，手指扣着裤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闫宽思量了一番，做了决定。

他记得当时自己说：“谢谢村长、谢谢二叔，以后我会报答你们的。”

一句话，已经压了闫宽十年。

他只拿了村里和二叔一年学费，剩余三年都是勤工俭学赚来的。

大学第二年，闫宽觉得，那年的闫家似乎用光了所有的运势。

闫宽的爸爸苟延残喘了九年之后，在一个雪夜无声的走了。严妈妈和闫宽都没有哭，这是最好的结局，无论是对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

三个月后，闫宽的二叔被农用四轮车撞倒，依然是散尽家财也无用，丢下孤儿寡母撒手去了。

至此，闫家只剩下一个成年男人闫宽。

闫宽心里有责任、肩上有担子。他没日没夜的学习、打工，换了无数份工作，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糟过。挣得钱除了学费和基本的伙食费都寄回了家中。

他凭一己之力养着多病的妈妈，一蹶不振的婶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弟妹。

起初他往家寄的钱都用来看病和糊口，后来家里催着要钱的电话越来越多，名目也越来越繁杂了。

打机井、买牲畜、修缮房屋、置办家具、弟妹的学费，以及换季买衣服。

再后来，闫宽工作赚得多了一些，电话来的更频密了：常年不断的药费，每年都要支出的种子、农药、农机具的费用，刚刚翻新两年就要推倒重建的房子，表妹给技校老师送的礼，表弟打架的赔偿款...大大小小的费用花样频出，基本没停过。

电话一般都是闫宽的妈妈打来，诉说着婶子一家的诉求。偶尔钱打得少的时候婶子或者表弟也会给闫宽打电话，遮遮掩掩、哭哭啼啼的再将难处说一遍，中心思想还是要钱。

闫宽几乎有求必应，但也越来越累，越来越迷茫。

小电锅里面汤烧得浓稠，面已经糊成一团，咕咚咕咚冒着泡，就像小伙计现在不平静的心情。

“这回又是因为什么事要钱？”

“表弟相看对象，人家要三金。”闫宽又喝了一口酒。

“你表弟...多大了？”小伙计低头挑了两下面，声音不大的问道。

“比你大两岁，21，再过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