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晚上有临时手术，所以才托我过来的看苗月的。”

“那就好，那就好……”苗月母亲抹去眼泪，感激道，“请你代我们谢谢郑医生，还帮我们找了便宜的住处，我和孩子他爸都不知道怎么感谢医院了……”

她欲言又止，目光迟疑地看着方宜，似乎在寻找什么：“现在……现在也在录像吗？”

“当然没有。”方宜解释，“录像只有在你们同意的情况下，用摄像机拍摄，不会以其他形式录制的。”

苗月母亲放心下来，压低声音，有些尴尬地问：“拍摄这个纪录片，会有钱拿是吗？”

“对，医院有相关政策。”方宜并不避讳谈到这个问题，一一详细地告知补助事项，“但是这笔补助是一次性的。”

苗月父母补缴的，其实已经是补助后的费用。

“之后没有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苗月母亲的脸上肉眼可见地显露出哀伤和迷茫，她眉骨清秀、脸型圆润，但连年的操劳让她几乎没有一点笑容，即使弯了嘴角，也只剩苦涩。

方宜离开病房，久久无法忘记苗月母亲的样子，那么疲惫、无助，眼里只剩下对生活的麻木。她当即给朋友打了电话，找到一份苗月母亲在附近就能干的零活，这样即使她在医院照顾孩子，也能有一份收入。

然而，她还未将这个消息告知。当晚，苗月就突然发病，再一次被推进了手术室。

直到第二天清晨，苗月才脱离生命危险，被暂时送到监护室观察。

苗月的心脏情况有所恶化，经过多学科专家会诊，原定的手术不得不推迟到年后。苗月父母的脸色也愈发惨淡，一次手术就意味着多一笔费用，再加上住院费、医药费，即使有补助也是天文数字。

午后，方宜回病房拿东西，一走进房间，就本能地感到异常。

几秒后，她才察觉到，苗月父母大包小包的行李，全部都消失了。苗月病床的床头上，放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方宜打开，里面是许多崭新的玩具、图画书，还有一个信封。

信封里塞着一沓花花绿绿的纸币，甚至还有一元、五毛的硬币

可以是一千元，可以是一万元，但不能是五千三百七十八块五毛。

方宜心中警铃大作，立马询问病房里的其他人，一位老奶奶告诉她，这对夫妻大约一个小时以前走的，说是去给孩子买些水果。

买什么水果，需要两个人背着所有行李去？

一个小时前，大约就是专家会诊结束以后。

窗外大雪纷飞，方宜伫立原地，仿佛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从头到脚，寒冷彻骨。她不得接受一个事实：苗月的父母大概率是抛下这个孩子跑了。

她拿出手机，第一个电话本能地打给了郑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