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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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仅仅为了我，爸爸让我暂时跟着妈妈借住在家乡，家乡毕竟无法完整地培养一个孩子，他又花出极大的精力，让我借住在上海……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