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细读得出感悟，书里实际上隐约存在着“日”派和“月”派两股政治力量，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形成“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诡谲局面，权力斗争的利剑高悬在荣宁二府头上。别看两府里的日常生活似乎仍如一条富贵河在温柔地流淌，那利剑可是随时可能坠落下来，致他们于死命。两府里政治上比较清醒的实际上仅贾政一人。秦可卿丧事里贾珍执意要用“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预订过的，出自潢海铁网山的樯木来制作棺材，只有贾政一人劝阻：“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捡上一等杉木也就是了。”贾政当时深知皇帝尽管允许宁国府收养“义忠亲王老千岁”女儿一事体面了结，这皇恩无比浩荡，但你宁国府又何必如此招摇？但贾珍哪里听得进这样的话？到头来还是非让秦可卿睡进那樯木制作的棺材里。正因为贾政有比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当忠顺王府派来长史官与他交涉时，他才会那样惊诧，那样震怒，才会说出宝玉“明日”会“弑父弑君”的话来。

宝玉对结交棋官一事，开始是抵赖，但忠顺王府的长史官说出了这样的话：“现有据有证，何必还赖……既说此人不知为何如人，那红汗巾子怎么到了公子腰里？”有的读者不去细想，会以为当时宝玉腰系那条红汗巾，其实第二十八回里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汗巾第二天就被袭人掷到一个空箱子里了，宝玉怎会还系着它？何况那是系内裤的，穿上外面大衣服，也看不出来。所以书里下面的行文才会是：宝玉听了这话，不觉轰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想：“这事他如何得知！他既然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约别的也瞒他不过，不如打发他去了，免的再说出别的话来。”宝玉是头一回迎头撞到现实政治，政治的狰狞无孔不入，无所不掌控令他那样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边缘人大惊失色，立即感觉到个体生命在政治威严前的渺小脆弱。他招供了，当然，只是“供小护大”，供出了棋官的东郊隐匿地，而没有让对方再逼问出冯紫英父子去潢海铁网山打围之类的事。

那么，忠顺王府是如何知悉在冯紫英家宝玉、棋官互换汗巾的呢？谁告的密？二十八回所描写的那个聚会，在场有名有姓的仅仅五个人：主人冯紫英，主客宝玉，陪客薛蟠，助兴的一男一女，男是优伶棋官，女是娼妓云儿。其中值得怀疑的，只有蟠、云二位。但第三十四回，曹雪芹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为薛蟠辩诬（当然，即使是薛蟠道出，也不属于政治告密，而只能算无意泄密），回目就叫“错里错以错劝哥哥”嘛。那么，是云儿告密？这个在《红楼梦》前八十回出现的唯一的妓女，确实厉害，棋官不知道宝玉身边最贴近的大丫头叫袭人，她却“门儿清”。但对冯紫英那样一位富有政治警觉性的人物而言在那个场合他仍然没有讲出所谓“大不幸之中又大幸”是怎么一回事他既然叫了云儿来，就意味着他信得过这位风尘女子，他家的仆人，应该也都是被他精心挑选、考验过的。那么，还有什么人是可疑的呢？细心的读者翻回第二十八回，就会发现还有这样的交代：宝玉去了冯家，“只见那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冯紫英先命唱曲儿的小厮过来让酒……”诸位“红迷”朋友作何判断呢？也许，那根本就不是告密，而是某个佯装唱曲小厮的特务向忠顺王的汇报？

不管各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想不少“红迷”朋友会同意我的这个结论：曹雪芹通过忠顺王府长史官的这种表现，把那个时代主流政治的狰狞面，给点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第三十四回，袭人被召见后在王夫人跟前说那番话的行为？

这几回里，二玉爱情的透明度与稳定性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特别点出了他们的爱情有着共同的反仕途经济的思想基础。特别是宝玉赠旧帕、黛玉题诗帕上，以及宝玉梦中喊出“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等情节都反映出二玉的爱情关系不可能再逆转。但宝钗对宝玉的爱意，在探望被笞挞的宝玉时充分地流露了出来，使得宝玉、宝钗、黛玉的三角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就在这种情势下，袭人被王夫人召见，说了那么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