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真同狂吠，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贯市李家骡马店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明，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

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予曰：“尔赴考否？”

予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予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师世长，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绶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及曾惠敏返国，又遣派十二游历官，遍游泰西，朝士始知有外交之一事，又知外洋并不无故杀人。谁之咎欤！时文害之，科名害之也。因述李文忠致谤之由，遂拉杂书之。

安维峻劾李文忠疏安疏既发抄，予录一通存之。窃怪语多不伦，何以朝野推重如此，诚不可解。观此可以知当时御史之伎俩，亦可知当时京官之锢蔽焉。疏云：奏为强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专主权而平众怒，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扌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著，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