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世凯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当时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

宋教仁年纪轻，阅历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这其实就是书生之见。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这些都只是“杯弓蛇影之事”。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还是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显然，危险已经紧紧跟随宋教仁身后，而宋教仁确实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对自己的危险全然不顾。而且，正因为宋教仁搞政治锋芒太露，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宋教仁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个性倔强，毫无顾忌。特别是他做起演说来，听众总是掌声如潮，欢声雷动，在政敌听来，就更感到威胁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吴颂华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了，宋教仁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开三弹。第一枪射中宋教仁的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便趴倒在一张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德国医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但他当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