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将他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校长曹云祥为首数十人相送。

之后，清华研究院开学，梁启超手持鲜花，率领研究院老学生，到王氏墓前拜奠，并发表著名的《墓前演说》，声泪俱下。

梁任公盛赞王国维的气节和学术，认为他有伯夷叔齐的志气，代表了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用欧洲人反对自杀的眼光去苛评乱解。学术上，王国维以“通方知类为宗”，不贪多，不昧全，看全部很清楚，做一部很猛勇；《观堂集林》，几乎篇篇有新发明，方法上最科学而合理；辨证最准确，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气象。

至于自杀的原因，梁任公认为，那是因为三种矛盾性格合并在一起所造成的。第一，因为王国维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第二，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第三，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

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

王国维之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海内外学者，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都沉痛悼念，认为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许多报刊发表追悼专号或追悼诗文，有的学术团体设祭致悼，或捐赠恤金。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专家，发起向王氏家属捐赠薪俸的活动。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德国政府，聘王国维做“东方学术研究会”名誉会员，聘书还在途中，忽接讣告，又改拍唁电。

两年后，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于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在清华园内树了一块纪念碑，由陈寅恪撰写碑文。

关于他的死，后人已有不少评议了。生死事大，死亡问题是人人必定要关注的。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乃至罗振玉逼债说，等等，不断地在探讨，唯独逼债说最少倡和者，其主要原因，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所谓新材料，也就是王国维与罗振玉的通信。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

王国维先生是死于一种文化。他在为“文化殉节”，为一个逝去的文化时代，他悲壮一跃。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人之求死乃内心最隐秘之事，正如王先生之女王东明所言，“这种心情只有当事人能体认出来，至于其他的猜测，我想都是多余的。”台湾《中国时报》1987年5月9日的确正如王女士所言，对于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来说，他的心迹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任何外在的猜测都是多余的，但是当这个人由于历史的机缘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时他的死因就非同小可，就不可避免的成了一个重大事件，非得要对世人做出一番交代。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造就了那么多的英雄和伟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物，我以为，都应该将他置于历史的天平上抛却由亲疏敌对形成的情感好恶以及时代拼凑起来的各种人为因素，争取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个案来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更为客观、公正，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更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从而揭开历史真相。

当我们用梁任公先生的观点来推敲王国维先生死亡的前前后后时我们发现疑点重重。毫无疑问，最有可能证明王国维先生自杀死因的无疑是那份遗书了。然而唯一能证明死因的遗书却偏偏又是语焉不详。遗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了前朝或者逊帝。这样要说他是“殉节”，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另外，即使说王国维先生自沉是为了“殉节”，那他也应该是在清朝被推翻或者是溥仪皇帝被驱逐出宫时，而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这是其一。

其二，王国维先生若果真是死于一种文化的话，他内心当是十分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以一贯制的。如此强烈而持久的痛苦在他自沉前或自沉当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死却是出奇的“雍容淡雅”。据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姚名达等人的事后追记，王国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