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重要的小说家，后来因为专业研究西方戏剧，以及漂泊海外和旅居瑞典之后，写作小说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和他十年没见了，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朝夕相处了四天，他随身背着的黑包里放着我送给他的《兄弟》上部和下部，他间隙地读完了，他从网上知道这部小说引起的争议，他读完后告诉我，这部小说引起争议一点都不奇怪。他说我写作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他有很多美妙的分析，我这里不再复述，也许有一天他自己会认真地说出来。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喜欢《兄弟》的下部，是因为我在下部里叙述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这句话让我为之一震，在斯德哥尔摩机场和万之挥手告别后，我继续在欧洲旅行，可是我每一天都会想起他的这句话。

今天这个时代，从种种社会弊病来看，可以说是群魔乱舞。我反思自己在这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也许我也在乱舞，可能我只是一个区区小魔。很多人已经习惯在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经历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叙述的两个时代，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么多的弊病，因为我也有一份。

附录二《第七天》之后

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是没有方程式的，是近还是远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不同和写作的不同，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不同，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一直以来，在《兄弟》之前，我就有一种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又要控制篇幅。用五十万字或者一百万字去写会容易很多，虽然会消耗时间和体力，但是不会对我形成挑战，只有用不长的篇幅表达出来才是挑战。我找到了七天的方式，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身影十分清晰。我也借助了《创世记》的开篇方式，当然中国有头七的说法，但是我在写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创世记》，一是因为《创世记》描述了一个世界的开始，这是我需要的，头七的说法没有这样宽广；二是因为《创世记》的方式比头七更有诗意。至于题目不是“七日”而是“第七天”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为书名，“第七天”比“七日”好；第二个原因是，我这次是反过来的，写到第七天“死无葬身之地”才是故事的开始，但这个开始又是传统意义上小说的结尾。为什么找到这样一个死亡的角度呢？可能写作时间越长，野心越大，风险也越大。

我一九九六年开始写《兄弟》，在当年来看，当时的中国和“文革”时变化大得已经难以想象，而二○一二年和一三年比○五年、○六年更加荒诞，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六年写完《兄弟》下部的时候，有人说小说是虚假的，现在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次我写的全是熟悉的事情，又有很多人说是瞎编的。我就是想在不大的篇幅里，寻找一些具有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事情，把今天的中国放进去。所谓的社会事件，现实里荒诞的东西，我其实写得很少，因为进入某种叙述的时候，要按照叙述语境来。除了“我”和“我”父亲杨金彪、“我”和李青的描写以外，真正涉及到现实事件的笔墨，占的篇幅并不大。现实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倒影，而不是重点。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心理疾病，一段话写得不满意就写不下去。在《兄弟》之前我就把开头写完了，我认为写得很精彩。为什么搁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殡仪馆的那个电话：“你迟到了，你还想不想烧？” 缺少这么一个细节，让杨飞直接通过浓雾进入候烧大厅，我感觉进入得太快，是有问题的，这个细节让我耽搁了近两年。突然有一天早晨醒来，脑子里冒出让殡仪馆的人给他打电话，而且打两次。还有地质塌陷那个细节，是后来加进去的。初稿写完我突然发现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