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不得不亲自下场，给费里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对方能够表现的通情达理一些。那封信寄出去的三天之后，费里先生用一封请柬作为回复：他邀请吕西安去他的府上用晚餐――这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众所周知，政治上有意义的谈话，大多是发生在餐桌上的。

这一天的晚上，吕西安一个人乘车去了费里的家里――在请柬上，费里先生特意注明，他希望能够与部长阁下单独谈话。而根据夏尔的说法，他并没有得罪费里先生，因此这样的特意强调就显得尤为有趣了。

费里先生的房子是位于圣日耳曼区的一座两层小楼，外墙刷成纯白色，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里面种满玫瑰和郁金香，至于房子的后花园则被租了出去，和府邸之间用一道矮墙隔开。这样精打细算的安排显然出自于在财政方面颇有心得的费里先生本人之手，后花园的租金可以用来支付维持自住部分的开支，因此在这个并不时髦但却安静的社区里，他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能够住的比一般的中产阶级舒服的多。

费里先生在门厅里迎接了吕西安，他穿着家常休闲的衣服，而吕西安则穿着赴晚宴用的礼服。这令吕西安有些尴尬，但费里却对此视若无睹。

“费里夫人去乡下了，”他带着吕西安进门，“所以晚餐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希望您不会觉得我很无聊。”

吕西安微微挑了挑眉毛，连自己的妻子都要支开？他对费里先生将要在晚餐桌上向他说的事情越发感到好奇了。

费里先生的餐厅比起大主教的宴会厅要简朴了许多，虽然这位前总理是个革新派，但在家居装潢方面他却选取了传统的风格。餐厅的墙上贴着芥末黄色的壁纸，挂着几幅描绘乡村生活或是各种运动的油画，看起来并非名家手笔，但与周围的环境也称得上协调了。餐厅里砌着一个大理石的壁炉，里面燃烧着熊熊的炉火，略微弥补了稀少昏暗的灯光。

晚餐的气氛十分压抑，费里并不以热情好客著称，而吕西安也感到颇为不自在。晚餐的菜色完全无法和吕西安自己家里的食物相比，排骨做得很老，豌豆汤太过油腻。配餐的是1885年的波尔多酒，这并不算是一个好年份，更不用说侍候晚餐的只有一个老仆人和一个厨娘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顿极具中产阶级特色的晚餐，而吕西安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一顿晚饭了。

吃完最后一道甜点后，那个老仆人给两位政治家拿来西班牙产的雪利酒，还有一个银质的雪茄盒子。

费里先生拿出一根雪茄，点燃之后深深吸了一口，“我想您一定觉得我冥顽不灵吧――在我拒绝了您提出的这么多种让步方案之后。”

“如果我否认的话，那就是在撒谎了。”吕西安直率地回答，他并不想要掩饰自己对费里的不满，那种虚伪的客套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愿意接受您的那些妥协案，是因为我觉得您没有尽全力。”费里将酒杯举到面前，透过金黄色的酒液凝视着吕西安，“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双方合作，我们可以在议会得到足够的支持来通过一份比您的妥协案大胆的多的法案――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把天主教会的影响力彻底终结。”

“您觉得我怎么样才算尽了全力呢？”吕西安反问道。

“运用您的影响力，做一些政治交换――您现在是部长了，虽然我们国家的部长更换的速度比时装的款式变化还要迅速，但您如今在这个位置上，那么您就能够发挥这个办公室的影响力。”

“是吗？”吕西安声音里带上了若有若无的嘲讽，“那您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您的法案，您的政治遗产，我为什么要为了它来动用我的影响力呢？”

“我想‘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这样理想化的理由是不能够说服您的？”

“我一直以来都是个现实主义者。”

吕西安曾经回顾过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在这个通常都会热血沸腾的年纪里，他从未信仰过任何思想，对一切的理念也都冷眼旁观，这样的冷静甚至让他自己回想起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