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载：“十二月，博德授客等牒书一函，函上著镇西将军：“日本镇西筑紫大将军牒在百济国大唐行军总管。使人朝散大夫郭务悰等至，披览来牒，寻省意趣。既非天子使，又无天子书；唯是总管使，乃为执事牒。牒是私意，唯须口奏；人非公使，不令入京。”

不难看出，这次的文牒与九月份那次内容差不多，但言辞却严厉了不少，显然中大兄皇子已经意识到百济唐军与己方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对自己有利的变化，自然态度也随之改变。

王文佐虽然在穿越前并没有过上述那些史书，但他有两点却是远远胜过了历史上的唐军将领们：一、通过舍利子和柳元贞的渠道，他已经获得了倭国抚慰大使的官职，历史上刘仁愿他们那样只能以熊津都督府的名义派出使者，中大兄皇子只需派一个对等文官将其堵在北九州。而王文佐派出的使臣代表大唐天子，中大兄皇子必须让其进京接见，否则就是对大唐不敬。而只要进京之后，各种分化瓦解，拉拢收买的伎俩就用得上了。

其二，由于物部连熊和守君大石在白江口之战中的倒戈行为，白江的倭人舰队基本全灭，失去了舰队之后，除去跟随安培比罗夫去援助任存山城的数千人，中大兄皇子派来百济一共四批远征军都被迫向唐军投降。王文佐手中有数万被俘的倭兵以及物部连熊、守君大石等熟悉倭国内情，一心想要打倒中大兄皇子的倭国豪族，对于王文佐倭国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

这也是王文佐这么轻易的就答应了定惠和伊吉连博德请求的原因。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把征服倭国作为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中大兄皇子赶下台，阻止大和律令制国家的形成。唐代虽然有长安、洛阳东西两都，但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关中地区为核心的帝国，换句话说，唐和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相比，他的政治经济重心是要更靠西北的。加上地理变迁的因素比如辽泽的存在，辽西走廊通道唐代比现代要狭窄，更容易受海潮侵蚀，河北的独立倾向，唐代在东北方向的最大自然疆界也就是辽东辽南地区、朝鲜半岛北半部。

如果对更遥远的地区进行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军事冒险，即便取得短时间内军事上的胜利，长远来看统治成本也会太高，结果多半是为他人做嫁衣，历史上唐对百济的征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仅仅在平定百济之乱后不到十年，在唐与新罗之间就爆发了新的战争，双方都声称自己一方取胜，但结果是唐放弃了百济故地和一部分高句丽领土，新罗向唐请罪，双方以大同江为界限划分边界。虽然不知道战场上谁赢谁输，但从结果看显然新罗人达到了大部分目的。更不要说高宗授予王文佐倭国抚慰大使官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消灭高句丽，如果引发唐倭战事，耽搁了对高句丽的攻略，那恐怕王文佐就要立刻面临解职问罪了。

第323章 长安人

既然王文佐的目的只不过是阻止倭国向律令制国家的转变，那他实际上与绝大部分倭国豪族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大兄皇子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从后世来看，所谓的“大化革新”、“天皇律令制国家的形成”就是以大唐国家为模板，废除旧有的世袭氏族贵族制度，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国家。

简单的来说，在此之前，大和国家的每个大氏族贵族都是一个小天皇，他们拥有自己的领地、自己的部民、自己的军队，自己的信仰主要是祖先神，天皇其实当时应该叫大王只不过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一个。而大化革新之后，天皇成为惟一的权力来源，氏族贵族们的领地部民军队信仰都被剥夺，他们必须由天皇授予官职来保证自己的利益。显然，在向律令制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原有的氏族贵族是利益受损者，只要王文佐能够申明实情，那要击败中大兄皇子就很简单了。

在当时的状况下，能够参加使团前来大唐的肯定多半来自倭国的氏族贵族，俗话说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即便他们当中有人主观上支持中大兄皇子的改革，但客观上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至少不